「款式中更珍貴的一類，卻是非"大明宣德年制"的年號款，這類款式的銅爐，一般都是當時的真實官造，品質當然要比民仿要高得多，甚至比官造仿宣德六字款的品質都要高。」

    「也就是說，這個"崇禎壬午冬月青來監造"的款式，其實比"大明宣德年制"的款式，還要來得珍貴？」王主持人問道。

    「其實應該這樣理解。」王老爺子笑道：「真正的大明宣德年制銅爐，現在已經看不到了，基本所有的"大明宣德年制"款的銅爐，我們都不妨將之視為後仿，民仿的我們不說了，官仿的寄託款和年號款品質差相仿佛，兩者的珍貴程度孰優孰劣，主要還要看後期的保養盤完質量。」

    「但是官造年號款品質有保障，真偽也容易斷，而寄託款就容易和民仿混淆，增加了辨識難度，相對的收藏門檻也較高。因此在行內，官造年號款的爐子，其受歡迎和追捧的程度是要勝過官造寄託款的。」

    「這個並非東西的品質造成的，而是市場造就的。」

    「原來不管哪一門收藏，研究起來都不簡單啊。」王主持人將銅爐小心翼翼地放回到桌上，又拿起了桌上的那件小漆盒：「《明式家具研究》和《髹飾錄解說》是先生的名著，兩書廣受稱頌，這兩門學問，是先生最偏愛的了吧？」

    「其實也不是。」王老爺子說道：「竹刻、繪畫、銅佛、匏器，乃至熬鷹遛狗養魚養鴿子，這些我都偏愛。不過可以登大雅之堂的，《明式家具研究》和《髹飾錄解說》算兩本，主要還是因為其中引論和出處詳盡，我個人認為這一點非常的重要。」

    「如《明式家具研究》和《髹飾錄解說》，我認為內容其實一般，最重要的是書後的索引部分，那些都是我在幾十年裡花費大精力建立起來的。」

    「現在咱們的學術界裡有一個通病，那就是"書無索引"，這個不大不小、又痛又癢的臭毛病，我認為就要不得。」

    「索引大大便利檢索，特別有益研究，八十年代，《中國美術全集》編撰出版，我有幸擔任《漆器卷》主編，為此寫作了五萬多字的《中國古代漆工藝》導論。」

    「不敢說認知真切，見解深邃，資料全面，但是起碼求證嚴謹，原原本本，鑿鑿有據。」

    「我認為我們是做學問的人，不能和鬼市文玩攤子上的小販們那般信口開河，寫到書里的東西要一一都道得清楚來處，要經得起大家的討論和驗證。」

    「研究古物，真贗和時代二者，是最先遇到的大問題。儘管傳世品往往擁有更高的藝術價值，但常常由於來歷不清、時代不明，而科學價值較低。」王老爺子說道：「出土物不同，往往具備來歷清楚、時代明確的優長，是最可信賴的實物資料。」

    「四十年前，明清研究當中，大家都還多關注於傳世品上，很少從考古學的角度來關註明清，我的研究大多時屬明清，然後就發現了這個問題，多數著述，對我國的考古新成果，沒有徵引。」

    「可是漆器特殊，除了明清兩朝外，從最早的河姆渡時期開始，一直有大批的考古發現。因此對早期漆器的研究，我所考據的主要的實物依據就是甄選出的考古資料。」

    「這些東西，我都作為中國漆器簡史和概論介紹，為導論列出了二百四十條註解，說清了所徵引古今文獻的出處。」

    周至在一邊聽得連連點頭，這其實就是藏家和學人的區別。

    世襄先生博雅崇實，對於諸多古代非遺都有研究，都有重大貢獻。成就最高的當然是明式家具和漆器研究，但是周至認為最重要的，是他在兩門研究上樹立起了科學精神的榜樣。

    重附錄，重索引，參證考古資料，在後世已經是非常重要的論文寫作手段，可是在如今這個時候，文史類研究當中，獨缺存在輕視引錄的弊端。之前的著述往往忽略注釋，真給結果，倘若在正文中不提議論所本，不說出處的抄撮蹈襲，乃是常態。

    而最搞笑的，是那些著述至今仍然被學界以「舊時學術規範」為藉口加以開拓。

    為了附錄索引，老爺子花了多少精力，費了多少口舌。在他撰著的當年，多數專家還在依傍傳世文物循環論證，而他已經跳出了窠臼，無疑顯示了先生識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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