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一文中說道：「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臏腳，兵法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《孤憤》；詩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。」

    由此可以看出，司馬遷將韓非和周文王、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、孫臏、呂不韋等人在地位上相提並論，證明他的成就也是很高的；同時也說明，如同韓非這樣的賢人，需得歷經磨難才終成正果。

    韓非是韓國新鄭人，也算得上是韓國王室的諸位公子之一。他和李斯一道，曾在荀子的門下求學，只不過李斯學的是帝王之術，而韓非卻精於「刑名法術之學」。韓非有著深刻的思想、激揚的文采、赤誠的心靈、厚重的學識，這些都是李斯望塵莫及的。如果李斯算得上是不世出的人才，那麼韓非只能用奇才來形容了。

    但金無足赤、人無完人，雄才大略的韓非也有自己的缺陷——口吃。這種缺陷放在一般人身上，已經是處處受氣；到了韓非這裡，則是到處不得志。空有汪洋恣肆的才華和讓人嘆為觀止的謀略，卻只能夠留諸筆端，不可以口傳身教，是韓非的悲哀。世上有許多庸俗不堪、眼光渾濁者，並沒有認識到韓非的才華，自然不會認識到其文采斐然下思想的深邃、智計的高絕。

    當時，韓國處於魏國、趙國和秦國的包圍之中，可謂在夾縫中求生存。韓國雖和魏國聯合，卻仍被秦將白起打得大敗。之後韓國便一蹶不振，眼下已經是日薄西山，苟延殘喘。其實秦國要滅掉韓國不費吹飛之力，只是秦國認為時機未到，還在蓄積力量以待時變。

    無論韓國是如何積貧積弱，都是韓非摯愛的國家。韓非懷著一腔報國之志，投身到荀卿的門下學習，又懷著滿腔的報國之心，在學業尚未完成時便回到了韓國。世人只知道，李斯對韓非非常的佩服，殊不知，韓非對李斯也有非一般的擔憂。特別是聽聞李斯去秦國後，韓非第一時間返回了韓國，因為他擔心李斯主張首先滅掉的國家是韓。

    只可惜，韓王對韓國的政局並不甚關心，或者已經是力不從心。韓非多次上書要求革除韓國積貧積弱的弊端，改革求強，變法圖存，韓王不予理會。其實，韓非和韓王都知道，秦國統一天下已經是大勢所趨，韓國即使變法而強，也不過是圖一時之用，不可一世受用。韓非此舉，無異於是逆天而行。

    更讓人遺憾的是，每次韓王讓韓非說出自己的思想和道理時，韓非總是支支吾吾，說不清自己的真正想法。韓非的口吃和不善言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仕途，也影響了他的自尊和人格魅力的散發，更影響了整個韓國乃至天下對韓非的認識。如此一來，很多事情便發生了改變。韓非對於世俗的險惡和人心的難測，開始認真地思考；對於韓國的前途、自己的仕途也開始重新思量。思考過後，韓非得出這樣的結論：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。無奈的他只好轉向學術研究，將胸中縱橫捭闔的韜略一一寫在書上。

    今天還可以看到的是《五蠹》、《內外儲》、《說林》、《孤憤》、《說難》等55篇文章，其都收錄在《韓非子》一書中，洋洋灑灑10萬餘言。

    由於韓非的著作一大部分都是講陰謀陽謀的，因此古人將其定義為陰謀學家。但是後世對《韓非子》進行全面的總結後發現，其中的法、術和勢才是最關鍵的，所以最終將韓非定義為法家的集大成者，同時也認為韓非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。

    韓非之法，將商鞅之「法」、申不害的「術」以及慎到之「勢」有機地結合起來。韓非在荀卿處求學之時，便極力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二人的學說，同時還創造性地指出：申、商之學說也不是盡善盡美的，其最大缺點在於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；而申不害和商鞅的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「未盡」，「申子未盡於術，商君未盡於法」（《韓非子·定法》）。韓非從天下的現實出發，論述了術、法、勢的內容以及三者的關係，他認為，國家圖治，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，同時臣下必須遵法，天下都要學會因勢利導。由此看來，其思想能夠超現世所見又為現世所用。

    《韓非子》之法，主要從刑法和道德，或者是刑罰和賞賜上講，但他更加傾向於刑法和刑

『加入書籤，方便閱讀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