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經濟層面打擊對手，不算是什麼新東西，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過，可是這畢竟不是一種常規的手段，懂的人只是極少數懂商業的人。

    這一少部分人中，絕對不包括豪格，也不包括金國絕大多數的官員。

    金國的危機在整個關中地區蔓延，經歷了棉價暴跌的金國人，如同驚弓之鳥，又開始恐慌性的搶糧。

    糧價很快超過了崇禎末年的水品，城中百姓害怕沒糧吃，都拼命的往家裡買糧，至少也要存幾個月的存糧才能心安，一些糧號見此，有意減少出貨，這又加速了糧價的上漲。

    長安的糧價幾日內就突破歷史的新高，讓不少關中百姓又回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關中，驚慌的情緒已經嚴重影響到了金國的穩定。

    這時金國朝廷開始出售官倉的糧食來平抑糧價，並以打擊囤積居奇為由，查封多家糧號，才勉強穩定了長安的糧價，將長安的糧價壓到三兩每石。

    豪格回到長安之後，對此大發雷霆，他原本是想利用這次種棉之事，打壓內閣，同內閣做一次交易，並非真的打算要嚴懲下面失職的官員，但現在的事態發展，被押到長安的臨潼縣令第二天就被斬首，用來平息民憤了。

    這時金國焦頭爛額，從來就沒遇見過這種事情，一時間只能先穩定長安，至於其他地區，暫時就難以顧及了。

    陝北，長城之南，黃河之西，延安府北面的綏德州和榆林府，要說是個偏遠之地，可是發生在關中平原的震盪，也影響到了這裡。

    相比關中平原，這裡處於黃圖高原，土地貧瘠，糧食產量有限，算是個又窮又苦的地方。

    綏延總兵官王永強原本駐防延安，不過隨著明軍光復山西，他被調到了綏德州和榆林府，防備明軍從偏關、吳堡等地突入陝北，避開潼關威脅關中。

    王永強是陝北的一個軍閥，有土地數萬畝，佃戶上萬，再參與進攻山西的戰役後，他又獲得了不少人口，部曲從三千人擴張到了五千，佃戶也有了兩萬戶十萬多人。

    金國對於吳三桂、還有他這樣的軍閥，採取的都是包稅制度，規定一部分稅歸中央之後，剩下的賦稅都歸他們所有。

    至於賦稅怎麼分配，各個地方又有些不同，像吳三桂勢力大又占據漢中，他能自主的稅收比例就多，而王永強這種勢力小一點，位置又不太重要的軍閥，能自主的稅就少。

    他原本是三千部曲，金國也朝廷只承認這個數目，分稅時按著三千之數來算，可是王永強和其他所有軍閥一樣，都有擴充兵馬的需求，一下就把部曲擴充到了五千人。

    這多出的兩千人，要吃要喝還要發軍餉，置辦器械，金國留下的稅，根本不夠他的開銷，而榆林和綏德又不是什麼富裕地方，他也不好搜刮，要是搜刮太狠，人口跑到別處去，那他也就得不償失了。

    軍閥的權力來自於屬下的人馬，所以軍閥總有擴充兵馬的欲望。

    王永強將人馬擴張到五千之後，卻沒錢養，可把他給愁懷了，而就在他發愁之際，關中棉價大漲，王永強自然後不猶豫的加入了種棉的行列。

    金國朝廷棉三糧七的政策，在他這裡就等同於一張廢紙，幾乎沒怎麼考慮，他名下的田產，就全部種了棉花，而且他還鼓勵綏德州和榆林府的百姓也多種棉花，以獲取跟多的稅收。

    王永強盤算的很好，和金國的許多聰明人一樣，都是想賣了棉花再買糧吃。

    這樣計算一下差價，他依然可以大賺，可是他沒想到，他的棉花剛收下來準備運往長安，棉價大跌和米價飛漲的消息就傳了過來。

    此時綏德州，總兵府邸，王永強在節堂內急的來回踱步。金國的糧食一直緊張，榆林和綏德州自然更缺，王永強一心想賣了棉花，再高價收糧，現在棉花沒賣出去，他手裡的糧食，卻已經不夠一月之用了。

    王永強眼睛布滿了血絲，顯然沒有睡好覺，嘴巴上一個大水泡，整個人都上火了。大堂里坐著一人叫高友才，是綏延的參將，鎮守榆林北面的府谷縣，同明軍隔著黃河對持。

    按照金國的規定，軍田不能種經濟作物只能種糧，不過他受到王永強的慫恿，也種了棉花，算是被王永強坑慘了。

    高友才看著王永強在他眼前晃來晃去，實在腦仁疼，於

『加入書籤，方便閱讀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