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1年，一個足以改變中國歷史的人終於站到了他期待久的位置上：

    主張激進國有化的盛宣懷出任郵傳部尚書！

    出於財政壓力、也出於進一步打擊政敵、藉機謀取買辦私利的考慮，盛宣懷向攝政王載灃提出，鐵路商辦是清談誤國。當務之急是將鐵路收歸國有，再由政府出面與列強協商，爭取好的借款、管理條件，避免主權過分流失，爭取鐵路早日投入使用。這個說辭非常合乎載灃的脾胃：貶斥漢族督撫，利權收歸滿人和皇族為主的中樞，又可「多快好省」地建設鐵路，他即刻批示「不為無見」。

    1911年5月9日，清廷發布《鐵路幹路國有定策》，宣布「幹路商辦」、「枝路仍許商民量力酌行」，並規定責成郵傳部和度支部制訂國有化細則。11天後，盛宣懷與四國銀行團簽訂條約，規定清廷借款1000萬英鎊，年息5厘，以四省厘金520萬兩為抵押，修建粵漢鐵路，規定「鐵路3年完成，貸款40年還清」。

    表面上看，這個協議條款較為優厚：建成鐵路後的管理權仍歸中方，人事權由中方牽頭，施工、還款等方面的條款也似合理。但該協議有許多致命的、原則性的錯誤。

    首先，當時幾條鐵路的路權尚在商股手中，國有化並未啟動，清廷實際上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拿出去出售；其次，《鐵路幹路國有定策》只談原則，卻把國有化細則交給盛宣懷操縱，後者出於政治傾軋和買辦私慾，對兩湖、廣東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國有化方案。湖北、湖南由於張之洞管理得宜，資金損失不大，盛宣懷提出用「國家保利股票」1：1按原股面值置換；而四川因資金虧損中有300萬系「橡膠股災」虧空，盛宣懷認為不應「慷國家之慨」，決定不予承擔。

    看起來盛宣懷義正詞嚴，但實際上卻大有文章：施典章是官方「空降」的朝廷命官，川漢鐵路的股權一直把持在官方手中，卻讓民間全部承擔虧損；盛宣懷就任半年功夫便強推國有化，且以近乎「強買強賣」的手段逼迫紳民無利、虧損讓股，給人以國家與民爭利、經辦人假公濟私的強烈印象；此時清廷正是皇族、滿族少壯派得勢，向漢族督撫發動清算的時期，盛宣懷依附載灃，露骨地對張之洞、袁世凱等漢族官僚的成算開刀，在鐵路發展戰略上處處反其道而行之，更給人以政治投機的感覺；具體操辦中，盛宣懷徇私舞弊，將襄陽幾百里鐵路列入「支路」允許商辦，卻把鄰近的夔府鐵路列為「幹路」收歸國有，難以服眾。不僅如此，只談「國有化」，卻不談是否繼續「田畝加賦」，以及已經收取的「田畝加賦」是否償還，這等於是赤裸裸侵奪最基層農民的利益。

    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一場足以葬送滿清王朝的保路運動開始了！

    最早發動保路運動的並不是四川，而是湖南。

    5月13日，長沙市面就出現保路揭帖，次日長沙發生萬人遊行請願，18日，第一次衙門請願爆發；在川漢線已動工的湖北，盛宣懷為強奪股權，下令停工，引發宜昌商人、民眾聚集抗爭，清廷調集軍隊彈壓，雙方發生衝突，死傷20多人，這是保路運動的第一次流血事件。

    6月16日，咨議局議長蒲殿俊、副議長羅綸在成都召集川漢股東臨時大會，提出「文明保路」，聚集股東達2400名，次日，聞訊而來的各界學生、市民使與會人數達到4000以上。為壯大聲勢，蒲殿俊、羅綸和眾股東組建「四川保路同志會」，不到10天，保路同志會的會員就從最初的2400人膨脹到10萬人，遍布全川142個州縣，「破約保路」的口號傳遍全國。

    此時，四川護理總督王人文於6月13日致電盛宣懷、端方，提出了一個方案：經查，川漢鐵路公司總共籌集資金有一千多萬兩，除去已經開工使用於宜萬段和「倒帳」造成的在外應收款以外，還結餘白銀七百多萬兩。

    他建議，將已經花了的錢轉成國家股票,而將結餘的七百多萬兩現銀轉給四川省，或是退給股東、或是轉辦別的實業，由川漢鐵路公司來決定。這個建議只是他個人的意見，並沒有和川漢鐵路公司的股東們商量，能否獲得川漢鐵路公司的同意尚未可知。但王人文認為，如果這樣做了，至少他就有說服川漢鐵路公司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盛宣懷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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