並論。中國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禍，被故意殺害毆辱者，不可勝數，刀棒拳足一時交加，殆不以人類相待浙籍韓潮初（神戶高商學堂）、沈誦填（高師）、蔡經德（高工）、陳悼諸人，曾經多方證明確為中國人，也不免毒打幾斃，並且聲言支那人亦應打……」

    「江蘇人蔣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東京橫濱間，賃居日人家中災後家主拔刀拍案曰『今日要殺支那人」後經幾許哀求，始免一死……」

    「彼時之日人悲憤淒楚，多已全失人性，殘忍刻毒，聞之戰慄。且因中國排日，故每遇中國人，恆易受感情之衝動，而一快其意。甚者，以此時為掃蕩華工之好機會。」

    比華人更慘的，是朝鮮人。

    大屠殺本來是以他們為靶子的。

    地震次日，日本宣布全國戒嚴，災區的戒嚴任務在開始時實際上是由地方上的「青年自警團」承擔的。

    當日，災區流傳說朝鮮人趁亂放火，而且還往水井裡投毒。於是，在政府的秘密策劃下，一項針對朝鮮人的大屠殺計劃出台。

    從9月2日下午開始，在軍警的配合下，「青年自警團」對朝鮮人聚居區進行了極為冷血的殘酷屠殺，大量動用冷兵器，死者幾乎都無完整的屍首，死亡人數約在6000——10000人左右。

    短短几天時間，數以千計的朝鮮人慘遭殺害。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事後宣稱…共有231名朝鮮人、3名中國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處決，其中「本國公民多屬誤殺」。

    但是，不僅那些犯罪事實純屬捏造，無論朝鮮籍、中國還籍是日本本國的被害人數…都被大大地縮水了。

    那麼，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？難道它僅僅出於裕仁的一個投機性手筆？大難來臨之時，日本人為何如此冷漠？它的背後，包含了這個民族怎樣的心靈密碼？

    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。

    那一天，在小城日光的華岩瀑布旁，年僅18歲的大學生藤村操削下一塊桴樹樹皮，寫出「岩頭之感」後沉潭自盡。在後來轟傳一時的這份遺書里…藤村操反覆追問著人生的意義。他並且寫出了自己的答案：「曰『不可解」」

    他說，「我懷此恨而煩悶，終至決死」一．

    不久，「煩悶」一詞成為日本大學生最流行的詞彙了。和「煩悶」同時出現的，則是「成功」。如果說，明治維新以來，日本以「脫亞入歐」、富國強兵為追求，幾千萬國民匍匐在這個目標之下…忍飢受餓、視死如歸，從而締造了「明治精神」的話，那麼…從這裡開始，這種精神不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靈角落，在紛紜浩蕩、不斷嬗變的市井間，漸漸滋生的，恰恰是它的反面。

    與父輩們不同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「成功」，和國家無關。

    幾乎是日俄戰爭剛剛落幕，千萬青年就生長著新的日本意識：大國地位已經實現，「現在該追求與國家目標無關的個人目標了」。

    為此，他們刻苦用功、考入大學…並漸漸接受了自由主義思想;隨即，他們步入公司、成為中產階級，開始了效仿歐美的生活方式。

    然而，這個人群是如此孤立：成為「新市民」、領取可觀薪水的青年，實在是太少太少了;出身農村、或者家境貧寒的那些青年，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依舊是從軍！

    換而言之…他們不僅在觀念上與父輩、與「明治精神」對立，他們在身份上也與自己的同齡人、特別是青年軍人們對立。在一代人的身上，日本就分裂成了兩個部分：一個是西洋的、城市的、中產階級的和代議政治的，另一個則是東方的、村社的、赤貧農夫和天皇制度的。

    與青年軍人們相比，他們優越、富有學識、飽受社會青睞。以他們為載體，現代政黨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憲政運動。所謂「大正民主時期」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的產物。然而，這種代議制是如此可笑、如此浮光掠影，一如他們與日本社會的關係：從原敬內閣、高橋內閣到加藤內閣，日本的政黨政治始終籠罩在古老傳統的陰影下;幾乎可以說，它不過是老人們特別是西園寺公望元老的恩賜。以幾任首相為例，他們大多出身軍人，只是在需要政黨支持時，他們才加入了政友會或者憲政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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